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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界对民国时代学人西南部疆难题编写研讨综

作者: 历史人物  发布:2019-11-15

方国瑜出生云南丽江,是纳西族人,我国著名社会科学家、教育家,被誉为“南中泰斗”、“滇史巨擘”。他曾任云南省历史学会会长、中国民族研究会顾问、全国人大民委委员等职;方国瑜师从章太炎、钱玄同、刘半农等大师,著有《广韵声汇》《广韵声读表》《滇西边区考察记》等作品,是20世纪云南最了不起的民族史学大师。人物生平 方国瑜(1903~1983年),字瑞臣,纳西族,教授,当代著名社会科学家、教育家,九三学社成员。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五一街人。1922年毕业于丽江联合中学。1925年在京师大学预科毕业考试期间,因患重病住院治疗及回乡休养多年。1929年秋后相继在京师大学、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师从钱玄同、章太炎、刘半农、余嘉锡、马叔平、陈垣、梁启超、赵元任、李方桂等攻读音韵、训诂、目录、校勘、名物、金石、史地、语言等诸门课程。毕业和结业后曾在京师大学研究院、私立民国大学、洛阳师范学院和云南大学历史系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历任编辑、教授、系主任、文法学院院长和云南通志馆的编审、审定、续修委员及云南省民委委员、全国人大民委委员、省博物馆筹委会副主任、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副所长、云南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副组长、九三学社云南省工委副主任等职。 当我们回顾即将过去的20世纪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方国瑜无疑是20世纪云南最了不起的民族史学大师。他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实事求是的态度,刻苦认真的精神,在中国民族历史、中国西南边疆史地、云南史料目录、东巴文化等方面都做出了震古烁今的杰出成就。方国瑜的作品 他撰写了《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彝族史稿》、《汉晋民族史》、《滇史论丛》、《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方国瑜文集》、《广韵声汇》、《广韵声读表》、《隋唐声韵考》、《慎子考》、《慎子疏政》、《论学存稿》、《滇西边区考察记》等大量传世之作。方国瑜故居 方国瑜故居位于丽江古城五一街文治巷一所重点保护民居内,占地1.98亩,共70余间房。沿方先生的母校丽江市一中西边的石板路,往北行500米即到,是一座有着近200年历史的古宅。 第一道大门上有一款白底绿字的匾牌,第二道大门门额上悬着清光绪年间的“世贡第”匾牌。整个大院由一进两院的两个四合院相连,每个院又自成三坊一照壁格局,院里布局了“求学之路”、“家庭关爱”、“科研成就”和“教学成果”等展室,陈列着先生一生各个时期的照片和120多件书稿、专著等遗物。人物评价 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方国瑜孜孜不倦地在云南史地学的田野里筚路蓝缕,开拓前进,是云南地方史、西南民族史、西南边疆历史地理诸方面不知疲倦、勇往直前的拓荒者和勤恳踏实的奠基人。 方国瑜毕生致力于云南地方史料的发掘、搜集、整理、校录、辨析和评说;开创了云南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和教学;开拓了中国西南历史地理的研究。人才培养和著述成果丰硕,被史学界誉为"云南地方史和西南民族史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人"。被著名史学家徐中舒称之为"南中泰斗 滇史巨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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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著共分五章,其中第四、五章分别从五个方面要略介绍与评述了民国时期藏学的研究概况,内容涉及康藏政治与经济的研究,历史与地理的研究,宗教、文化、教育与风俗习惯的研究,语言文字与文学艺术的研究,书目文献及其他方面的研究。从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有:王建民《中国人类学西南田野工作与著述的早期实践》,王水乔《论民国时期国内学者对云南少数民族的研究》,曹明煌《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云南民族研究》,王晓莉《二十世纪前半期的瑶族研究》。从人类学与民族学学术史角度论及民国时期学人西南边疆问题研究的成果主要有:李列《彝族研究现代学术的建立(1928-1949)》、白兴发《20世纪彝族史研究述略》、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1903-1949)》、王建民等《中国人类学民族学。

丁存金,云南曲靖人,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西南边疆史和中国民族史研究。

研究;学术;史地;学报;中国;学人;云南;二十世纪;评述;地理

方国瑜因心系西南边疆而回乡任教四十余载,一生勤勉治学,成为一代滇史拓荒的大家,在云南地方史、民族史、西南边疆史、云南地方文献等诸多方面研究成果丰厚。方国瑜在梳理云南地方史期间,留心研究空白的元代部分,悉心收集整理史料并对元代西南史地详加考释,成为元代云南地方史研究的奠基人。

A Review on Scholars Literature on Southwest Borderland Problems during the

方国瑜;元代;西南边疆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Government

元史研究历来呈现重北轻南的现象,而西南部分在早期研究中可谓是空白的,方国瑜先生留心研究空白的元代部分,悉心收集史料完成《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云南史料丛刊》、《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并在《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云南地方史讲义》、《云南民族史讲义》中对元代云南史地详加考释。先生一生辛勤耕耘、筚路蓝缕,诸多着作中叙述元代之部分及专述元代时期的多篇文章为元代西南边疆史地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王振刚,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地址: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 昆明 65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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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强邻环伺,边疆危机四伏,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激发起国人对边疆问题的研究与关注,推动了边疆考察与著述风气的兴盛。西南边疆作为中国边疆的一部分,尤其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众多高校云集西南,学人汇集边疆地区,西南边疆问题的研究盛极一时,学人们留下了许多价值重大的著述。长期以来(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由于意识形态和现实环境的种种原因,民国史研究是学术界和文化圈的薄弱环节,①而中国边疆研究的诸多方面尤为薄弱,成为了禁区,资料封锁,成果难刊。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思想解放和学术氛围的宽松,中国边疆研究的第三次高潮渐趋形成,目前仍方兴未艾,显现出持续发展的强劲势头。然而,学界对民国学人北部边疆尤其是西北边疆问题著述关注较多,成果丰硕,而对民国学人西南边疆问题著述相关研究则较显薄弱。

一、元代云南史料的整理和研究

本文试就国内大陆学界对民国学人西南边疆问题相关著述研究进行分类评述,文中民国时期西南边疆的时空范围是指:时间上为整个民国时期(1912年至1949年);空间上为当时具有陆地边境线的西南省区②——西藏、西康、③云南和广西四省区。

元代现存文献资料较少,一直成为此一时期历史研究的难点,而方国瑜先生不畏困难,对于各方史料搜访殆尽,比勘考辨,形成云南元史研究的文献资料大全。在《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卷三中,方国瑜对各种史料文献爬梳分类,形成纪年及传记、政事、纂录史事、地理志、旅行记、诗文集六类,每一类目下虽篇目很少,但方先生对于每一能见之文献做出题解概说,明其源流,对于有讹误的则详加辨析考证。

一、民国时期学人西南边疆问题论著相关的研究

《元史·本纪》是较为可靠的史料,记载云南史事一万一千余字,相对于《明史·本纪》的二千二百字、魏源删削的《元史新编》、柯劭忞错讹较多的《新元史》,《元史·本纪》资料的完整和可靠性不言而喻。方先生借张之洞《书目答问》之语认为毕沅之《续资治通鉴》“此书并非精审之作,不宜估价过高”。方先生说“言云南史事者,往往忽略边境,则由于史料少且不明确而被歧视。”陈邦瞻的《元史纪事本末》“西南夷用兵”条是有开创性的见识之作。清人屠寄的《蒙兀儿史记》,搜集史料丰富,可补正《元史》之不足。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有关民国学人西南边疆问题著述的相关研究日渐展开,其成果主要分散在藏学、史地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等领域。

《经世大典》是元代纂修的重要政书,《云南史料丛刊》第二卷纂录有《经世大典》中的征云南录、招捕总录、站赤篇、屯田篇、征建都录等内容,《元史·兵志·屯田》、《元史·选举志》、《元史·百官志》、《元史·食货志》、《元史·兵志》亦收录其中。《云南史料目录概说》有《黄元征缅录》一条,《云南史料丛刊》未收其文,方国瑜先生1938年撰有《元朝征缅录笺证》一文,对外国学者大力宣扬大缅族主义破坏缅甸国内民族团结的情况予以了回应。

涉藏类的成果主要有:王尧、王启龙、邓小咏《中国藏学史》,④可谓目前所见较为完整且具有权威性的藏学学术史著作。该著共分五章,其中第四、五章分别从五个方面要略介绍与评述了民国时期藏学的研究概况,内容涉及康藏政治与经济的研究,历史与地理的研究,宗教、文化、教育与风俗习惯的研究,语言文字与文学艺术的研究,书目文献及其他方面的研究。该著对研究者认识民国时期藏学发展思路与著述成果具有重要意义。王启龙、邓小咏《二十世纪上半叶藏区地理研究述评》、《二十世纪上半叶藏区政治研究评述》、《20世纪上半叶藏区经济研究论著评述》、《1949年以前藏传佛教研究的回顾》、《1949年以前藏区教育研究述评》、《1949年以前藏族文化研究综述》,以及王启龙《民国时期的藏语言文字研究》、邓小咏《1949年前国内藏学研究文献回顾》⑤等文,是对20世纪上半叶藏区人文地理、军政、经济、佛学、教育、文化、语言、藏学文献等著述所做的扼要回顾与评述,内容涉及广泛,从不同角度分门别类地展示了这一时期藏学发展脉络与成果的价值,是对民国时期藏学相关著述学术史的集中展现。

对于地理志之类目,方先生引向达“《元史·地理志》记云南历代地理沿革,本末灿然,其所据必为所得大理图籍”语。认为“《元史·地理志》有较高之史料价值”。方先生考证《元史·地理志》所载南诏、大理事迹认为大理时期建制沿革可考,《云南图志》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元一统志》残本记有云南丽江府巨津、通安二州的建制沿革,有关唐代时期的记录不足为信,惟元初的记录实为有根据。元《混一方舆胜览》记载云南行省部分与《元史·地理志》参校互有补苴。元《天下城邑》乃是一部罗列各地路、府、州、县政区名号的书,就云南行省部分与《元史》记载不同之处,方先生认为对于他书没有之内容,《天下城邑》所记则可提供参证,柯劭忞之《新元史》虽有《元史·地理志》之外的政区地名,但出处可信度较低。李京所撰《云南志略》,在三序之外仅可见诸夷风俗,方先生认为陈文编撰《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就是以其为主要依据,因此仅就记载内容而言,或可从《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观一二,《云南志略》也是考校南诏、大理纪年的有益之书。

此外,横水《〈西藏六十年大事记〉评价》⑥要略地评价了《西藏六十年大事记》的重要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充分肯定了该著鲜明而坚定的爱国主义立场。曹春梅《民国时期国人对西康的社会考察及其影响》、《浅谈民国时期入西康考察之国人的类型及其原因》⑦等文,从考察的背景、类型、内容(民族、宗教、政治、经济等)、社会影响及意义四大部分进行了系统的爬梳与评述,对我们认识民国时期国人对西康的考察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杨长虹《〈刘赞廷藏稿〉研究》,对刘赞廷遗存《藏稿》的产生、流传、研究价值和编纂者及编纂动机等方面做了考察,认为迄今为止《藏稿》仍是研究清末民初我国西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与中外关系史方面弥足珍贵的文献史料,目前尚有待更多的学人认识、挖掘并利用。⑧

对于旅行记之类目,郭松年《大理行记》是难得的史料,方先生据《中庆路儒学记》考校认为“松年至大理,应在至元二十五年之前,亦即在十七年至二十年之间,《大理行记》即此行所作。”并就《大理行记》所说云南地数百年间在经历蒙、郑、赵、杨、段五姓统治,但始终派使臣通与中国,仍可见故国遗风。因此方国瑜先生阐述了其“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的理论观点:“故此数百年中,云南为中国整体之一部分,不能以统治者之分裂,而认为脱离中国也。”

史地类成果:近年来有关彭桂萼及其边疆著述研究取得的成果较为突出,李波《〈从西南边城缅宁〉看彭桂萼的边疆史地研究》,杨宝康《彭桂萼与云南地方文化研究——以〈西南边疆〉载文为例》、《彭桂萼的边疆研究述略》⑨等文,是对20世纪上半期云南地方历史文化研究者彭桂萼在边疆史地研究中的全部成果所做的考察与评述,考其西南边疆著述论著5部、文章7篇,认为著述字里行间鲜明体现了彭桂萼严谨求实的学风与忧国忧民的情怀,其经世致用与匡正时弊的心迹溢于言表。潘先林《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云南史地研究首次学术总结——〈云南史地辑要〉概说》⑩一文,是迄今为止最为翔实的考察1949年云南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出版《云南史地辑要》的来龙去脉、内容篇章结构、作者及其学术价值的专论,认为该辑要是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云南史地研究的首次学术总结,在云南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肖向龙、袁韵《抗战时期对西南历史地理的研究》是对抗战时期大批史地学者和教学科研机构云集西南,从事西南历史地理研究所做的一次要略梳理与评述,认为这一时期西南历史政治地理成就突出,西南历史民族地理成果辉煌,西南历史经济地理成果不多且片面,西南历史自然地理研究较为薄弱。

方国瑜先生取《马可波罗行纪》第一一六章至一二八章完成《马可波罗云南行纪笺证》刊于一九三九年《西南边疆》第四期。《马可波罗行纪》为考究元初云南史事重要史料之一,方先生对此的研究逐渐深入,最终与林超民教授共同形成《云南史地丛考》一书,对于《马可波罗行纪》中涉及的云南行省和缅国的政区、马可波罗在这一地区旅行的具体路线、元朝征缅、社会经济、宗教习俗等作了深入的探索考订,分类纂录,并就行记记录之多种当时的社会状况认为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而且到过云南、缅国诸地,对国际上长期质疑此问题的人给予了有效回应。而其他有关的外国文献方先生特别提到波斯国拉施特的《史集》,其中特别指出关于云南的即契丹之第十省哈剌章及金齿,另有佛教典籍《指空行记》所载云南地名多可信。

从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有:王建民《中国人类学西南田野工作与著述的早期实践》,王水乔《论民国时期国内学者对云南少数民族的研究》,曹明煌《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云南民族研究》,王晓莉《二十世纪前半期的瑶族研究》,刘小云《20世纪前半期杨成志西南民族研究述论》、《20世纪前半期中山大学与西南民族调查》等文,是对20世纪前半期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专家深入到西南边疆地区进行田野工作的梳理和简评,介绍了这一时期参与人类学西南田野工作的研究机构、学者以及他们取得的成果,认为“中国人类学西南研究的发展对学科理论和方法的演进、中外学术交流、民族国家缔造、民族和族群的划分等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根据田野调查所产生的很多著述在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并深化了国人对民国时期西南边疆问题的认识。

对于诗文集之类目,《云南史料丛刊》第二卷收录元代之诗文集共一百多条,均是有关滇事的重要史料。碑刻也是重要的历史文献,有关元代云南史事的碑刻就流传有很多,“方先生在《新纂云南通志·金石考》中收有元碑九十七目 ,对各碑均作了题跋,详加考证。”有关金石文献之类目,方先生的《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不仅逐条分析,考证、辨伪,更有诸多碑文内容附录其中,对于今天已经失传的碑刻,是难能可贵的文献资料。

民国时期运用社会人类学、民族学对西南边疆地区进行研究的成就最高者,应首推吴文藻、费孝通及其主持的“魁阁”学术集团。迄今,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颇为丰硕,聂蒲生《民族学和社会学本土化的探索——抗战时期迁居昆明的专家对云南的调查研究》、官欣荣《从“云南三村”看费孝通社区研究与本土方法论的贡献》、江应樑《民族学在云南》、徐平等《费孝通评传》等著述,从诸多方面述及了抗战时期初具现代学术集团意识的民族学与人类学学者积极投身西南边疆民族社会调查与学术研究的光辉成就。赞誉费孝通社区研究法是社会学理论中国化的重要体现,其运用社区理论的方法对西南边疆农村社会的研究,对于科学认识中国,为抗战胜利后怎样建设好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总而观之,方先生一生筚路蓝缕,勤于攻坚,终能为后世留下如此宝贵的元代云南史事文献的整理研究成果。其在《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弁言中说“史料学,是研究历史的基本工作,为历史科学辅助科目之一。做好这项基本工作,有助于历史研究做出成绩;而这项基本工作,是复杂繁重的,是要费力气的。”方先生甘坐冷板凳,对各种能见之史料“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将诸多史料汇编于《云南史料丛刊》,可谓泽被士林,嘉惠后者。

从人类学与民族学学术史角度论及民国时期学人西南边疆问题研究的成果主要有:李列《彝族研究现代学术的建立(1928-1949)》、白兴发《20世纪彝族史研究述略》、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1903-1949)》、王建民等《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百年纪事》、胡鸿保《中国人类学史》等,分别从不同角度纵述了相关研究的发展历程,认为民国时期学人对西南边疆问题的研究在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学术史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对民国时期涉及西南边疆问题著述、期刊、研究机构与学术团体的介绍,成为了当今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学术史论著的重要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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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国时期学人西南边疆问题著述所涉期刊问题的研究

二、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

民国时期,大量的有关边疆学术报刊对于边疆问题研究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在众多的边疆学术报刊中,与西南边疆问题关系较为紧密的主要有《新亚细亚月刊》、《康导月刊》、《康藏前锋》、《西南边疆》、《中国边疆》、《边政公论》、《蒙藏月报》等。对涉藏类期刊关注的文章有:西绕江措《藏学报刊汇志》,徐丽华《藏学报刊汇志》,周晓晴《三四十年代西康地区期刊之述略》等文。这些论文对民国时期涉及藏学的报刊做了介绍,述及刊物的办刊时间、性质、办刊宗旨、刊物的栏目特色以及现今收藏情况,为学界同仁提供了藏学研究相关资料的索引。

1943年方先生整理旧稿,并多方请教其他学者,后修改而成《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云南史料丛刊》第三卷中亦收录。

乌日古木勒《浅论〈蒙藏旬刊〉》略述了民国时期《蒙藏旬刊》的创刊缘起和主要内容、特点及社会价值,认为该刊物在宣传蒙藏边疆危机、提高民众觉悟、宣扬三民主义、团结抗日御侮、传达信息交流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和启蒙作用。

《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有弁言一则,绪论两则,傣那区域史料编年,元代傣那区域地理,傣泐区域纪事,元代傣泐区域地理和附录的傣族区域风土记等几部分的内容。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是国际性的学术团体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创办的大型综合性学术刊物,创刊于1922年3月。关注这一问题的主要有周蜀蓉《研究西部开发的珍贵文献——〈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认为该杂志在办刊20余年间所刊出的300余篇论文,涉及华西地区人文、自然地理的诸多方面,为研究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历史、社会、宗教、地理等提供了重要的阵地,架起了一座沟通中国西部地区与世界的桥梁,在传播中国历史文化方面成就斐然。

绪论中论述元代以前傣族的居住区域和见于记录傣族的名称两部分内容亦占据全书三分之一,对于研究傣族区域的社会历史和元代的东南亚关系史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

有关《禹贡》半月刊的研究主要有:李淑英《〈禹贡〉半月刊与“禹贡学会”——天津历史博物馆馆藏期刊介绍》、徐象平《我国近代学术刊物——〈禹贡半月刊〉的内容及其特点试析》、田亮《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等文,从诸多方面述评了《禹贡》半月刊的现今馆藏情况、创办过程、禹贡学会的发起经过及《禹贡》半月刊的历史功绩与学术成就。认为顾颉刚先生及其同仁联合组建的“禹贡学会”及创办的《禹贡》半月刊,有力地促进了历史地理、边疆学与民族史的研究,给黯淡的中国在学术上增添了一丝光彩。

小泰区域,即湄南河上游及以北地区,有益奴、兰那、速古台等大部落,益奴即汉文文献中记载的庸那迦。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原来庸那迦包有的车里、金城、景迈、速古台等几个小国纷纷呈现独立状态,各自成为真腊的属国。方先生认为小泰北部兰那国在公元1188年的瓦解,可能因车里境内出现了景龙国。景龙国的范围则包括有景龙、兰那、猛交、猛老和叭真等区域,即包有元明时期的车里、孟艮、八百、老挝四个区域。而对于傣族何时起进入车里区域,方先生认为有待考古证据的发掘。大泰区域主要是怒江以西地区,伊洛瓦底江上游东西地带主要有掸族和缅族,而在此以东的永昌郡区域则是金齿部落。

此外,周晓晴《三四十年代西康省宁属地区期刊之述略》,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康宁属地区主要期刊做了评述,论及的报刊有《宁远报》、《大凉山》、《边政月刊》、《西南边疆》、《边政公论》等,作者认为《边政月刊》与《边疆通讯》是研究宁属边政价值最高的刊物。

傣族在历史上有着多种不同的他称,按照樊绰的记载,唐代时南诏境内的永昌城就有金齿等十余个部落,其中金齿、银齿、黑齿、繍脚、繍面等均是因其习俗而称之,不是族属的专称。“金齿之名,缘于俗尚,自唐迄元称之。”方先生认为元代云南行省西南广大的区域,以金齿族为主要,但不限于金齿族,金齿之名是指错杂而居的各族组织部落。“金齿等处宣抚司,土蛮凡八种:曰金齿,曰白夷,曰僰,曰峨昌,曰骠,曰繲、曰渠罗,曰比苏。”明代时金齿区域的土司几乎都是傣族,所以可推测出元代时金齿族已经逐渐成为统治民族,这一区域已经是傣族势力区域。大理国政权统治茫人地区后,该区域的金齿族逐渐由散居进入到一个相对集中地状态,相比于其他部落,则占据了主导地位。永昌之南还有茫蛮,其习俗与金齿相同,也是傣族的一种他称。另外还有白夷、僰夷者,亦是傣族。

三、民国时期学人西南边疆问题著述所涉人物及学术机构的研究

方先生搜集了《云南志略》《元史》《经世大典》《腾越州志》《秋涧先生大全文集》《牧庵集》《新元史》《蒙兀儿史记》《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史集》《明史》《正德云南志》《万历云南通志》《百夷传》《滇考》《马可波罗行纪》《通制条格》等诸多文献以及元代云南碑刻等资料中的有关傣那、傣泐区域史事的条目进行了编年,并对两区域的地理进行了考释。

民国时期很多关于边疆问题著述的作者往往隶属于某一学会或学术机构,学人与学会和相关学术机构的筹建,极大地推动了近代以来第二次边疆问题研究高潮的出现。目前,关于西南边疆问题著述所涉人物的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在对民国时期身居政、学两界人物与边疆著述的研究上。其中有关民国女特使刘曼卿的研究,可谓是学界一个重要的关注点。周传斌《刘曼卿——民国时期的西藏回族女杰》、沈国凡《民国女特使刘曼卿不畏艰险万里赴藏》等文,从不同的视角勾勒了刘曼卿女士短暂而又传奇的一生,肯定了她不畏艰险前往西藏、心系边政,致力于祖国统一、沟通汉藏民族文化交流的重大意义,同时对其两本著述《康藏轺征》、《边疆教育》的学术意义及其经世报国的思想,也都给予了较高评价。

傣那地区是元朝征服云南后最先统治的一个重要区域,因此在该地区设置了诸多政区,方先生通过对元、明文献记载的梳理和研究,对傣那地区政区设置的时间、地理位置作了考证。柔远、南甸、镇西、茫施、平缅、麓川、镇康、孟定、谋粘、木连十路及银沙罗甸在怒江两岸,为金齿部之东境。蒙光、云远、蒙怜、蒙莱、太公、木邦六路及缥甸、孟并、孟广、通西等在麓川平缅之西,为金齿部之西境。整个元代,金齿地区设置的政区计有21个。

对于民国时期出身于西康的青年政治领袖格桑泽仁及其边疆著述的研究也颇为瞩目。王川《格桑泽仁传略》、余林《格桑泽仁事件研究》等文,从人物传记或从政治事件的视角要略回顾了格桑泽仁短暂而又卓越的一生,并述及了其著述《边人刍言》、《康藏最近之情形》、《西康改省之计划》等,可惜没有展开论述。

傣泐地区与傣那区域相连接,包有车里、八百媳妇、老挝等广大区域。元朝统治傣泐地区始终都不如傣那地区稳定,因此政区设置的数量也并不多,主要有彻里路、木朵路、木来州、孟隆路、耿冻路、耿当州、孟弄州、孟爱甸、蒙兀路,刀连、刀盖、蒙样、蒙威、蒙凹、蒙列等甸。傣泐区域范围广大,内部不稳定,因此元朝的统治也未能深入,所设政区长官也多委当地的土官担任。

傅嵩炑参与并主持过晚清川康改土归流,也是西康建省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陈一石《傅嵩炑与〈西康建省记〉》一文,择要评述了清末民初傅嵩炑在川康改土归流及主政川滇边事务中的功绩,并简要介绍了其在民国元年出版的著述《西康建省记》,认为这部著述对于了解当时康区“治边理政”以及藏学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篇末附录《傣族区域风土记》,这是对傣族社会风俗史料的整理,增加了很多明、清地方志书中的材料,虽无概说考证,但对于形成一部完整的傣族史亦大有裨益。

吴丰培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是致力于民国时期边疆研究、著述颇丰的大家之一。曾国庆《论吴丰培先生对藏学的贡献》、边师《硕果累累的边疆研究者吴丰培先生》等文,较为细致地考察了吴丰培从事边疆学术研究的丰硕业绩,均认为吴先生在边疆民族史地史料的编纂上用功甚巨,尤其是对藏族史料编纂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

与《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互鉴的还有《傣族简史草稿》一书,成书时间约在1958年后。方先生的傣族史研究是以元代为切入点,精于史料搜集和深入考证,充分体现了方先生深厚的治学功底和大家学术风范,不仅丰富了云南民族史的研究,更填补了云南地方史研究中元代部分的空白。段瑞认为“《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是方国瑜先生完成的唯一一部民族史料编年,它不但为我们研究傣族历史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参考,同时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如何搜集、整理、分析民族资料的科学典范。”

对于民国时期任乃强致力于康藏史地、边疆民族著述研究的关注,已成为学界的一个热点。魏学峰《任乃强先生的治学生涯》、杨鸿儒《辛勤耕耘一生的任乃强教授》等文,评述了任乃强在历史地理、民族学、藏学等研究领域的卓越贡献,对其民国时期在康藏史地、民族、宗教著述及组建康藏研究社民间学术团体上取得的重要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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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民国时期李有义在西藏做的社会调查、林耀华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研究也为学界广泛关注,代表性文章主要有姚兆麟《西藏社会考察研究的开拓者李有义》、李烨《〈李有义与藏学研究〉简介》;张海洋《林耀华教授与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研究》、潘守永《林耀华评传》等。

三、整体性视野下的元代西南边疆史地研究

学界对民国时期任职于国民政府外交部的腾冲爱国人士尹明德在中英滇缅界务和滇西抗日战争中为维护祖国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所做的贡献也给予了关注。董晓京《尹明德与民国时期的滇西边区》重点从尹明德与滇缅界务、滇西抗日战争及尹明德的兴边思想三个方面考察了尹明德在固圉兴边中所做的重要贡献,同时择要述评了其边疆著述《云南北界勘察记》、《宣慰日记》,认为《云南北界勘察记》是研究滇西边地的珍贵历史资料,《宣慰日记》则是滇西军民联合抗战的历史见证,是后人认识抗战时期滇西社会最珍贵的直接资料。

元代是云南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云南行中书省建立后,中央逐渐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和经营。方国瑜先生对元代史料知之甚多,虽未专注于作此时期的断代史研究,但是在其长期的云南地方史研究中,也形成了诸多元时期有关西南边疆史地问题的重要论断。

有关民国时期方国瑜在西南边疆史地领域的研究著述及其学术生平的介绍,是今日学界较为重视的方面之一。林超民《方国瑜与西南边疆史地研究》,林超民、秦树才《方国瑜与中国西南对外关系史研究》,方福祺《方国瑜传》等,以介绍方国瑜学术生平与西南边疆史地研究为主线,评价其著述的学术意义及治学方法与学术心得,肯定了方先生在西南边疆史地研究方面具有的奠基意义。同时,对民国时期方先生参与创办《西南边疆》杂志和主持“西南文化研究室”的工作及其史地著述《滇缅南段未定界之孟仑》、《滇西边区考察记》等也都给予了很高的赞誉。

上承南诏、大理国史研究,揭示元朝对云南实施统治的历史必然性

论及学界对民国时期学人著述所涉人物的研究,主要有:吕一燃《爱国者谢彬及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侯夏《近代中国边疆史地学家谢彬》,王佩龙、忒莫勒《边疆学者黄奋生及其著作》等文。

“一个政治单位,是以一个地区为中心联系广阔区域。”自西汉在西南设置郡县迄隋唐,云南滇池区域的社会经济、文化水平已经发展水平很高,洱海地区也逐渐发展起来,形成区域中心,“西洱河地区在初唐时期,社会经济文化已臻发达”。唐王朝在西洱河地区的设姚州都督府并支持南诏统一,南诏崛起后不断征服西南各地土长加强统治,以西洱河地区为中心的政权逐渐建立,形成“东至大唐,南至交趾,西至摩伽陀国,北至吐蕃”的广大疆域。

民国时期创建的以研究边疆问题为目的的学术机构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最为繁盛,学者对边疆学术机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南诏的统治疆域内直接控制区域有十赕、七节度、二都督。南诏晚期,洱海地区逐渐由奴隶制进入封建时期,新兴阶级逐渐取得统治权,虽经历郑、赵、杨、段、高的权力更替,但是都继承了南诏时期的规模,“守其疆理,且更稳固,沿其区划,且更加密,则历史发展所必然。”五代两宋时期,“内地的经济文化传播到西南地区,较之以往更为发达,社会基础发展较快,到大理段氏后期已很繁荣。”大理国时期的疆域范围虽无明确记载,但是从元代记载和杨佐的记录可知其大概。大理国前期沿南诏旧制,除首府之外,设二都督、六节度为大府。大理国后期,政区设置上调整为八府、四郡、四镇。《元史·地理志》记有各政区的历史沿革,南诏、大理的因袭情况均有提及。元朝征服云南后二十年,建立云南行中书省,设置诸多的路、府、州、县,已经和内地各省差别不大,这是由当时的社会基础决定的,而这样的社会基础得益于南诏和大理国时期对云南地区的经营和拓展。

对涉藏类边疆研究机构的研究主要有:周茂江《西陲文化院(1937-1945)研究》、何洁《汉藏教理院(1932-1950)》、罗润苍《抗战期间四川藏学研究概述》、任新建《康藏研究社介绍》等文,对20世纪上半期尤其是抗战时期藏学研究机构的设立与演变情况有系统梳理,分别重点考察了西陲文化院、汉藏教理院、华西边疆研究所、康藏研究社等机构的创设背景、研究特色、人才培养、文化交流以及著述旨趣等情况,肯定了这些机构在沟通汉藏关系、融合汉藏感情、加强文化交流、培养佛教人才以及巩固西陲边防与边政建设等方面的重大贡献。

方先生本着“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从此发生的社会结构,便是该时代政治和思想历史的基础”的指导思想,长期致力于南诏大理史研究,认为大理国时期这一区域历史的发展表现出“上承南诏,下启元代云南行省”的特点,揭示了元时云南入中国具有历史继承性和必然性。

对抗战时期西南联大以及在滇省诸多高校与西南边疆问题的研究主要有:马玉华《西南联大与西南边疆研究》、潘乃谷《抗战时期云南的省校合作与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等文,分别对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等有关研究机构在西南边疆研究中取得的成就进行了论述,对西南联大等高校院所学人们充分利用西南边疆丰富人文资源展开的调查研究及其特点进行了简要梳理,高度赞扬了他们执著的学术精神与爱国固边的深挚情怀。

元代以前西南地区与中央王朝的关系时分时离,所以方国瑜先生就南诏、大理时期的在西南地区加封号的边州性质情况作出论证,认为南诏、大理依然是中国历史的范围,强烈驳斥王朝统治以外的中国领域不在中国历史范围以内的看法。方先生特别强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不平衡现象,尤其族别之间更为显着。方先生认为“把少数民族人民的历史排除在中国历史之外,是极端荒谬的。把落后地区的政权称为羁縻来区别于郡县,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中国史与王朝史应有所区别,王朝的疆域不等于中国的疆域,王朝的历史不等于中国的历史。云南地区历经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发展,政区不断出现调整并非偶然,是伴随其内部社会经济体制变化而演进,且该地区主流文化还长期受到中国文化影响,恰如郭松年《大理行记》中所说的有“故国遗风”。

禹贡学会是较早重视边疆问题研究的学会之一,对其进行研究的文章较多。马大正《略论禹贡学会的学术组织工作》、冯春龙《试论禹贡学会对历史地理学的贡献——兼〈禹贡〉半月刊评述》、马炜《禹贡学会》、白寿彝《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等都是这方面的专论。认为20世纪30年代初期诞生的禹贡学会,是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历史地理这门学科初具雏形的重大标志”;该学会继承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优良传统,聚集了一大批专家学者,取得的历史功绩,不仅在于出版了大量有价值的边疆史地论著和资料,还在于造就了一代边疆史地的学者,掀起了“我国研究边疆学之第二回发动”。

方先生特别以云南各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为例说明了云南与历代王朝的政治关系,云南有时在王朝版图之内,有时在王朝版图之外,若以王朝史观来决定云南之于中国之内外,“不惟云南各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不能系统阐述,也破坏了中国历史的整体性。”“政权的分立,并没有割裂了中国的整体,而且更加强烈地要求整体的发展,终于实现了统一。”元朝兵征云南纳入一统,是隋唐以来云南政权统治者谋求与内地王朝联系的新时代转折点。

中国地学会为清末至民国时期中国边疆研究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开创性贡献。刘逖《中国地学会》从中国地学会的组织与活动情况、学会对中国边疆研究事业的贡献两个层面进行了评述。

元明清三代西南地区疆域沿革和设治的总体考察

此外,房建昌《简述民国年间有关中国边疆的机构与刊物》,简述了民国年间题名中含“边”(如“边疆”、“边务”、“边事”及“海疆”等)字样的全国性或不带地区限定词的研究机关和刊物,并对其中主要涉及边疆的人员生平做了简单介绍。该文是迄今为数不多的较为详细梳理和评述民国年间有关中国边疆机构与刊物的述论之一。

《元史·地理志》记载大理国疆域:“其地东至普安之横山,西至缅地之江头城,凡三千九百里而远;南至临安路之鹿沧江,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凡四千里而近。”元朝在此基础上实现了稳定的统治,并继续向西南扩展,在蒲甘地设置了邦牙宣慰司,与登笼国联系至海上,并收八百设宣慰司、服老告设总管府。方先生认为这是在段氏势力所及的基础上,元朝加强了对这些地区的统治,并逐渐稳定下来。

总体看,学界对民国时期学人西南边疆问题著述的研究有如下一些特点和不足:

云南行省建立后,赛典赤·瞻思丁奏请更定诸路名号,云南行省之下的路、府、州、县逐渐得到设置。《元史·地理志》记载云南行中书省为“路三十七、府二、属府三,属州五十四,属县四十七,其余甸寨军民等府不在次数。”方先生又据《赛平章德政碑》、《世祖平云南碑》、魏源、柯劭忞的记载之不同,认为“自初设行省至元亡的一百余年中,地方行政区划,兴革不常,诸多记载都未为完备,只可知其大概。”

一是涉藏类的研究突出,但仍需完善。现今,学界对民国时期康藏边疆问题著述的研究已取得较大进展,成果涉及民国时期学人著述的政治、经济、地理、史地、宗教、文化教育诸多方面,其中既有以学术史为视角的研究著作,也有学术专论与硕士学位论文。就整个民国时期学人西南边疆问题论著研究而言,涉藏类成果显然有着突出的地位,研究者大部分来自藏学领域,其中北京与四川的藏学研究机构及相关学术团体已成为这一领域的主导力量。不足之处是仍有很多涉藏边疆问题著述没有得到细化研究,一些成果由于选题所限,还不能全面展示民国时期学人对康、藏边疆问题研究的完整面貌,迄今还没有一部民国时期藏学学术史的专著。

对于元代云南行省的政区地名考释,方先生以丰富的史料论证十分详细深入。在考释元初五城时,明确了鄯善为中心的鸭赤和大理为中心的哈剌章、摩沙人为主的察罕章、金齿族区域为五城之一、赤秃哥儿在滇东以东区域之鬼蛮,同时指出了夏光南、伯希和在相关问题论述中的一些错误。元初五城所辖之范围是云南行省建立的主要基础,在《云南史地丛考》中对五城的范围亦有更加详细的论述。

二是对报刊的研究多泛泛而谈,细化研究的少。这些报刊所载文章涉及西南边疆问题的各个领域,兴边固边、经纶济世的论说屡见不鲜,深入挖掘整理这些涉边期刊,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然而据今看来,学界对这些期刊涉及边疆著述的研究实际上尚处在蜻蜓点水阶段,只有涉及康藏期刊与《禹贡》半月刊的研究差强人意,但也仅是停留在简要介绍层面而未能深入。因此,这一领域的研究仍有较大的空间有待学人努力。

元朝在云南行省设置了十三个宣慰司或宣抚司,方先生认为云南的宣慰司和宣抚司兼军政之务,虽委命流官,但也有土官,实与内地之宣慰司不同,只因除滇池四周和洱海地区外,其余地区尚处于地主经济前的阶段,因此宣慰司兼行都元帅之职,掌军民之务,分道以总郡县。

三是所涉边疆著述人物的研究进步显著,但仍有较多遗漏之处,对边疆学术机构团体的研究尚需进一步深化。民国时期,著述西南边疆问题的学人团体,既有以传统史地学见长的硕学通儒,也有以新学为志向的青年才俊,更有学贯中西、融会贯通的学坛名宿和身居政、学两界的官员学者,他们心存“经世致用、匡正时弊”的拳拳情怀,积极投身于西南边疆问题的研究、著述与呐喊之中,用他们的理性与智识书写了“治边理疆”的诸多佳作名篇。学界对此时期著述西南边疆问题学人的研究成效显著,但相对于庞大的著述学人团体而言,仍然微不足道。学界对相关学术机构团体的研究,尽管业已取得一定成绩,但仍有很多直接相关的学术机构没有进入到学者的研究视线。

对于元代郡县地名,方先生结合明、清所记之名号及疆界进行了考释,分中庆、曲靖,大理、楚雄,乌蒙,丽江、北胜,永昌、顺宁、麓川,景东、元江、车里,临安、开化、广南,罗罗斯,罗甸、亦奚不薛和西南边疆十一个区域展开。在每一区域的考释过程中,方先生将元、明、清及近代之郡县名称列表作对照,有变动之处则附注于后,所引文献兼及地理类史书、省志和府、州、县志等,为元代以来云南政区的变化提供了可靠的索引。除政区地名外,方先生亦对城镇甸寨地名、山川名称等地理进行了考证,展现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元代云南的面貌,并使我们对明清时期的情况有所认知,正如其所说“中国西南边界汉时已具轮廓,惟此地区社会发展较为延缓,设治稀疏。南诏以来,历大理前期、后期、元代至明初而渐加密,此过程是在疆域之内社会基础逐渐发展,并非疆界之逐渐扩大。”

总之,学界对民国时期学人西南边疆问题著述的研究涉及很多方面,多学科的交汇互溶、多维度的视野审视,已成为学界对这一领域研究的新特点。学界对民国时期学人边疆问题著述研究所涉人物、报刊、学术机构团体和学术史等方面的研究虽已日趋展开,但整体尚处于支离破碎阶段,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边疆学学科的构建、发展以及对西南边疆问题认识的深入,需要进一步系统深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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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四、积极服务现实需要的奠基者和引路人

①参见张妍、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书目》,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

方国瑜先生治学严谨,是云南地方史研究的奠基人,也是引路人。先生是在边疆危机的背景下,出于爱国爱家的情怀,希望能通过学术研究服务于时局需要。

②尽管民国时期“西南边疆”的指代范围有诸多不同之论,但笔者认可蒋君章、张国均等先生在《中国边疆地理》(重庆文信书局1944年版)一书中所主张的西南边疆范围,包括西藏、西康、云南、广西四省区。

1935-1936年间方国瑜先生随李根源参加了滇缅南段未定界的勘察工作,对西南边疆危机有着切身的体会,并认识到近代以来中国各级政府及其相关机构对云南边疆的了解并不充分,导致在边界纠纷处理中失地颇多,因此毅然决定投身到西南边疆史地的研究中。

③西康建省始于1906年清政府筹划的川滇边区;1925年北京政府设立为西康特别行政区;1939年1月,重庆国民政府批准,西康省政府正式成立;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被裁撤。根据民国时期官方地图所示,尽管西康地方势力实际控制线没有达到与其广泛主张的范围(达到与英属印度的交界处),但官方始终主张西康是有边境线的省区,只是因诸多原因,暂时没有能够实现控制与印缅相接的地区而已。

1936年刚到云南初期,方先生经常听袁嘉榖、周钟岳等老前辈讲云南掌故并向他们请教,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他发现老先生们多谈论的是明清以来的云南掌故,对于明清以前的,尤其是有关少数民族的谈及很少,而当时的云南少数民族史研究也还基本是空白,因此他最早开始整理元代的史料并辑录出来。

④王尧、王启龙、邓小咏:《中国藏学史》,民族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方先生很早就意识到元史研究需要做拓展和深入,其曾有意编写一部《元代云南史》,专门有两年时间搜集整理元代云南部分的史料,1936年任教初期,方先生经常在图书馆读书,元代史料的收集想应是在此时期完成的。全面抗战爆发后,内地高校和研究机构纷纷内迁,来昆者不在少数,在时代背景的影响和需要下,开展边疆研究迎来新的契机。1938年,方国瑜与凌纯声、楚图南等人创办了《西南边疆》杂志,成为抗战时期的一个重要文化阵地。1942年国立云南大学成立西南文化研究室,方国瑜先生等人又广泛开展云南、西康、贵州为主,次及西藏、四川、湖南、两广,又及安南、缅甸、印度、马来半岛诸境的历史和社会调查研究。也就是从1938年以后,方国瑜先生的研究多为时局所牵引,南诏大理国史的研究也就是在此阶段伴随批驳“南诏泰族王国”说和伯希和的相关错误论断而开展和不断深入的。

⑤王启龙、邓小咏:《二十世纪上半叶藏区地理研究述评》,《西藏研究》2001年第2期;《二十世纪上半叶藏区政治研究评述》,《西藏研究》2002年第2期;《20世纪上半叶藏区经济研究论著评述》,《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1949年以前藏传佛教研究的回顾》,《法音》2001年第8期;《1949年以前藏区教育研究述评》,《西藏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1949年以前藏族文化研究综述》,《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第4期;王启龙:《民国时期的藏语言文字研究》,《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邓小咏:《1949年前国内藏学研究文献回顾》,《中国藏学》2002年第2期。

方先生的元史研究看似中断,实则愈加深入,先生将元代云南史料的梳理和研究运用到了元代之前后各时期的历史研究中,真正实现了以元代为基点贯通云南历史的目的。1938年冬,方国瑜先生开始参加《新纂云南通志》的编纂工作,写成《疆域沿革》、《金石考》、《宗教考》等,修定《族姓考》,1944年发表《云南政治发展之大势》,1945年写成《云南沿革》,1963年发表《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一文,1961至1973年间又参与完成《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南部分的编绘,最终形成了《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在方先生整个的研究历程中,他积极服务于时局需要,虽未完成《元代云南史》,但依然把元史研究的成果贯穿在一生的各阶段研究之中。方先生虽自言无心于断代史研究,大抵因为其愈加认识到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对历史研究的指导意义。

⑥横水:《〈西藏六十年大事记〉评价》,《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学术探索》2019年第3期。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⑦曹春梅:《民国时期国人对西康的社会考察及其影响》,四川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浅谈民国时期入西康考察之国人的类型及其原因》,《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1期。

⑧杨长虹:《〈刘赞廷藏稿〉研究》,《中国藏学》2006年第4期。

⑨李波:《〈从西南边城缅宁〉看彭桂萼的边疆史地研究》,《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08年第2期;杨宝康:《彭桂萼与云南地方文化研究——以〈西南边疆〉载文为例》,《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彭桂萼的边疆研究述略》,《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⑩潘先林:《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云南史地研究首次学术总结——〈云南史地辑要〉概说》,《史学史研究》2008年第1期。

肖向龙、袁韵:《抗战时期对西南历史地理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4期。

王建民:《中国人类学西南田野工作与著述的早期实践》,《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2期;王水乔《论民国时期国内学者对云南少数民族的研究》,《云南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曹明煌:《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云南民族研究》,云南大学硕士论文,2003年;王晓莉《二十世纪前半期的瑶族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刘小云:《20世纪前半期杨成志西南民族研究述论》,《学术探索》2008年第5期;《20世纪前半期中山大学与西南民族调查》,《广西民族研究》2009年第1期。

王建民:《中国人类学西南田野工作与著述的早期实践》,《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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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茂江:《西陲文化院(1937-1945)研究》,四川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何洁:《汉藏教理院(1932-1950)》,四川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罗润苍:《抗战期间四川藏学研究概述》,《中国藏学》1996年第3期;任新建:《康藏研究社介绍》,《中国藏学》1996年第3期。

马玉华:《西南联大与西南边疆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潘乃谷:《抗战时期云南的省校合作与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

马大正:《略论禹贡学会的学术组织工作》,《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1期;冯春龙:《试论禹贡学会对历史地理学的贡献——兼〈禹贡〉半月刊评述》,《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马炜:《禹贡学会》,《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2期;白寿彝《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

冯春龙:《试论禹贡学会对历史地理学的贡献——兼〈禹贡〉半月刊评述》,《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

白寿彝:《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

刘逖:《中国地学会》,《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2期。

房建昌:《简述民国年间有关中国边疆的机构与刊物》,《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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